郁达夫“著书只为稻粱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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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浙籍文人郁达夫的经济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期他与上海、杭州及其他城市出版传媒机构的交往关系,可以更切实地把握民国时期文人谋生的艰难及此对他们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的深远影响。

  文人一般羞于公开谈论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日记当然例外,但对于一向极为自负、自视甚高的郁达夫而言,频繁地在日记中记录有关经济收入的情况,说明现实生活的压力已经逼迫他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

  根据《鲁迅风》杂志所披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最低的四等作家稿酬标准仅为千字1~2元,而住最差的亭子间也要每月房费10元,生活费40元(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2000到3000元)。这个等级的有柔石等名气不大的作家,常常是苦于作品无处发表,仅靠稿酬难以维持生计。三等作家稿酬标准为千字2~3元,可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15元左右,生活费120元左右(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3600元左右)。丁玲、萧红、萧军的收入大致可以算在此类。至于二等作家如夏衍、胡风,已经有了较大名气,稿酬标准可以达到千字3~5元,这样如在上海居住,可以选择租住有两三个房间的住处,每月房租20多元,生活费约160元。虽然其月收入200元(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6000元左右)是可以维持生活了,但是单靠发文章尚无法生活富足,仍须出书拿版税或者依靠翻译教书等获取报酬作为补贴。而像鲁迅、茅盾和郁达夫这些资历深、名气大的,自然是一等大作家,其稿酬标准一般为千字7~8元,除稿酬外还有出书的版税以及其他经济来源。如主编刊物的编辑费通常为100元,丛书编辑费通常为200元。他们一般每月收入400元以上,在那个时代绝对属于高收入了。

  不过在一等大作家中,郁达夫的例子值得关注。尽管他收入高,但应酬和花费也相当惊人,因为除却日常生活支出外,郁达夫还有谈情说爱的必须花费以及“喝花酒”和赌博的不良习惯。郁达夫仅仅在1927年,其年收入就不低于相当2004年的10万元。

  中国文人一向自视清高,不屑谈论金钱,但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迫于现实的压力,也不得不对稿酬收入等经济问题给予重视,鲁迅当年与北新书局的官司就是如此。作为鲁迅的好友,郁达夫在经济问题上也与鲁迅相似,其日记和书信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对稿酬和家庭收入支出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有时甚至到了令他寝食不安的地步。看来,对于民国文人来说,伴随着现代稿酬制度的出现以及纯粹依靠稿酬收入生活之文人群体的成长壮大,经济收入必然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逼迫这些自视清高的文人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

  郁达夫和王映霞于1927年6月在杭州订婚,次年2月结婚。不过他们婚后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安宁,一说是由于当时军统头子戴笠对王映霞追求不止,为躲避戴笠,郁达夫与王映霞才不得不移居杭州。而第二个因素,就是经济上的压力。

  郁达夫移家杭州后,创作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开始大写游记,虽然是为了维持生计,也当与其心境变化有关,与杭州的文化氛围、文学格调的相对轻松闲适有关。自1933年到1934年,他多次游览浙江省内风景名胜区,还曾到北方游览,并于1934年出版了第一本游记集《屐痕处处》。也许这时的郁达夫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像一个战士而像一个寄情于山水的隐士。

  移家杭州两年后,郁达夫产生了自己造一所房子的想法。1935年,经过半年多的修建,花费了一万余元巨款后,一所按照郁达夫设想建造的新居终于完工,他将其命名为“风雨茅庐”。意味深长的是,在其书房内悬挂着他的老乡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与此同时,郁达夫在创作上的另一变化是他开始写通俗小说,并开始参加杭州文学界的活动。

  那么,这些变化,是否说明郁达夫已经完全与上海文学界脱离来往而成为一个隐士了呢?其实不是。1936年,鲁迅的逝世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不但立刻到上海参加葬礼,而且写下这样富有激情和思想深度的文字。那一段文字,郁达夫就足以称得上是鲁迅的知音,也足以说明,西湖的湖光山色,并没有消磨掉他内心的活力和激情。后来郁达夫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最终牺牲的事实,也是有力的佐证。

  郁达夫是爱书如命的文人,他在日记里常常无奈地感慨:“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大概,这就是文人的通性。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文人们不得不通过撰稿给报社来获得日常生活的保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郁达夫在移家杭州后,养家糊口的担子并不见轻。

  郁达夫当时宁愿撰写游记也不愿屈服于反动派的利诱,确实表达了一种决心与勇气。然而生活究竟是一切之根本,更何况作为一家之主必须多方面考虑,因而“爬山涉水”写游记就成了他的职业。除了游记,郁达夫也一直为报社写作小说,在他的日记里时常可以看到他的无奈。每日至少需要创作五千字,二十日内不得有一日空闲,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方式实在也只有郁达夫才可以应付得过去。他曾笑言:“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怕又要闹米荒。”再加上文人的创作容易受客观条件的影响,作家似乎一定程度上都难免沦为生存之奴隶。

  而郁达夫的“风雨茅庐”直到完工,这幢豪宅里里外外将近花去了一万五六千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郁达夫这样形容造屋的艰苦:“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全无,一半也因为要造这屋的缘故。……所最关心的,就是因造这屋而负在身上的那一笔大债,却非得同巴尔札克或司考得一样,日夜的来做苦工不可。”(193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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